★许明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戴鹤白，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
●1997年，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胜利先生合作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ILeRoyLadurie）的《蒙塔尤——1294年至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村庄》一书。现在，您又着手为商务印书馆翻译雅克·勒高夫（JacquesLeGoff）先生关于法国国王圣路易的一本很厚的书。该书两年前在法国出版，中译本预计于2001年问世。您认中，人文科学的翻译，尤其是史学著作的翻译和文学翻译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我虽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但后来在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翻译并非我的正业，文学翻译从没有搞过。但通过和许多搞文学翻译的同学朋友的接触，我知道，文学翻译，如果没有丰富的词汇，没有丰富的想象，是不行的。文学翻译和社会科学翻译确实不同。文学翻译，需要有感性思维；而社会科学翻译，尤其是史学翻译，更需要严谨和准确。从语言方面来讲，社会科学翻译及历史翻译对语言水平的要求不会比对文学翻译的要求更高。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是某个地区的历史记录，1975年在法国首版，1982年再版。您个人如何评价这本书？您是否认为在中国史学界没有类似的著作？★中国史籍的丰富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大多是官修的。也有野史，但野史也是文人写的，至今没有一部史书出自农民之手。《蒙塔尤》尽管是历史学家写的，但材料全取自宗教裁判所的记录，经过了历史学家认真科学的整理。所以我把它看作是农民写的书，是农民说的，经过文人整理的书。在中国，尽管有那么多的史籍，有那么多的官史，有那么多的野史，但没有一本像这样由农民口述，以后由文人整理而成的。就凭这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就很高。
●此书在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一“新史学”的代表作有何评价，甚至有什么批评意见？
★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什么批评意见，只有褒奖。首先，勒华拉杜里先生在书中引进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另外，他对材料的整理有其独到之处：一是在历史研究中引进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一是能够以小见大，解剖麻雀。通过奥克西坦尼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几乎可以看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全貌。看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教会的关系，人与宗教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上代与下代的关系，等等。
●据我所知，此书在中国是第二版了。这类书的主要读者群是些什么人？
★有人告诉我这本书要出第二版，而且也许还会有第三版，因为台湾某家出版社已经购买了此书原作和译本的版权。关于读者群，我原以为会很狭窄。一般来说，社科类的书籍，除非是季羡林等名家的著作，通常卖不动。后来听说，此书居然很受欢迎。有人告诉我甚至已有盗版。这本书读者面很广泛，可以说，不限于历史学家，甚至不限于知识分子，因为书中有很多故事情节，不需要有什么学问，只要愿意拓宽自己的视野，就可以读此书。它展示的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人和事，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
●《蒙塔尤》是您和马胜利合译的，两个人合作有何益处，又有何缺点？你们是如何合作的？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很有成效。合作的程序是，将原作一分为二，马先生负责前半部分，我负责后半部分。马先生译好后给我看，让我修改，尤其是人名、地名和专用名词。我译好后同样也给他看。这样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快；其次，对一些问题可以互相切磋，彼此取长补短。当然，缺点也有，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对你们的翻译有何评价？有没有批评？
★没有听到批评。说翻译好的，都是我的朋友。他们说读起来顺畅，没觉得中文不通。但是否完全忠实于原著，不懂法文的人就不清楚了。
●自《蒙塔尤》后，您又在翻译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的《莱茵河》和勒高夫的《圣·路易》，在您看来，这些代表法国“新史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和中国当今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有何不同？
★在中国，叫“新史学派”的不多，我们还是习惯叫“年鉴派”（EcoledesAnnales）。最近一二十年来，对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史学派的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等人。年鉴派的影响很大，是对中国过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年鉴派的“整体史”理论对史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年鉴派与中国史学家，如翦伯赞先生等相比，有什么不一样，或有什么相似之处？
★从我的接触来看，中国史学传统以写政治史为主。学历史的人首先要背朝代。年鉴派提倡从“长时段”看一个社会的变迁，这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是比较欠缺的。我不敢对翦伯赞先生或其他历史学家妄加评论，但我感觉，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基本上沿袭了以前的史学研究方法。我绝对不否定考证史学，因为没有史料，怎么搞历史？但仅仅靠史料是不够的，要有正确的史学思想作指导。从这点来讲，过去的史学理论比较片面，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确有指导意义，但它毕竟不是地道的史学理论，史学应有自己学科的理论。从这个角度讲，年鉴派和新史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介绍的是一个村庄的居民的故事，勒高夫的《圣·路易》正好相反，重新采用了传记形式，写的是一个死后被教皇封为圣人的法国国王的传记。这或多或少是对传记这一形式的平反。传记的形式很长时间为法国的新史学派所摒弃。勒高夫的目标在于创作一部如德国伟大历史学家恩斯特·坎托洛维茨（ErnstKantorowicz）的关于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的《腓特烈二世》一般的不朽巨著：通过一个君主的一生来反映整个时代和整个社会的历史。伏尔泰写作《路易十四时代》的目的亦在于此。今天，中国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在其著作《乾隆皇帝与其时代》中，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的统治，间接介绍了中国十八世纪的历史背景。那么，您认为这些方法有何共同点？
★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回答，因为我没有读过戴逸先生的这部书。勒高夫的书我没有全部读完，但我初步发现，它和一般的传记不完全一样。它很多的篇幅在讲那个时代，而不是讲传主，这和我以前读过的中国的传记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和他以前写作的其他历史著作相比，勒高夫先生在此书中使用的方法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勒华拉杜里先生的《蒙塔尤》让读者通过一个村子来了解一个时代，那么，勒高夫先生的《圣·路易》则通过一个人，通过一个国王来了解一个时代，而且他们反映的几乎是同一时代。
●您认为，这本关于一个去世后被教皇封为圣人的法国国王的传记，中国读者是否会感兴趣？
★恐怕比对《蒙塔尤》的兴趣小得多。一是因为这本书太厚，很少有人能把一本八九十万字的书读完；二是书中的宗教内容很多，中国人对基督教搞不清楚。这个恐怕会成为影响中国读者对《圣·路易》的兴趣的很大障碍。它虽然和《蒙塔尤》一样，说的是人们不熟悉的事情，但《蒙塔尤》介绍的主要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圣·路易》主要说的是上层社会的宫廷里的事儿，其中会涉及到基督教许多深奥的教理。当然，我还是希望这本书出版后同样有很多读者。
●您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从文字来讲，我感到勒高夫的《圣·路易》比费弗尔的《莱茵河》容易。现在，我译完了《莱茵河》，再译《圣·路易》，从文字上来讲，就不觉得十分困难。目前，我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西方人的宗教心态，许多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所谓“千禧年”这样的词，必须明白了意思才能翻译。再一个困难是技术性的，像地名、人名、民族名，必须先查找各种资料，证实在中国没有统一的译法，才可以自己译。
●您不仅翻译了法国史学家的著作，还翻译了一些法国汉学家关于中国的文章。现在，中国有些人热衷于翻译西方和日本汉学家的著作，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是否应该加以肯定？
★两方面原因。一是普通读者出于好奇心，想通过这些书了解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个人，最大的困难就是认识自己。因此，从全面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来讲，这种好奇心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对很多学者来说，是为了从更广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对科举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据说中国的科举曾给英国和法国的文官制度以许多有益的启示。这一观点现在已被许多中国学者接受。在文明冲突将会突显的21世纪来临之际，希望知道外人对自己文化的看法，这个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应加以肯定。
●那么，在翻译这类文章时应注意哪些问题，或有哪些困难？
★一是译者的学识。翻译汉学著作的译者最好本人也是汉学家，起码要有较好的中国文化的功底。二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以避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翻译，我没有什么座右铭，但我有一个想法。中国人翻译的最高准则是严复先生所提倡的“信、达、雅”三大标准。我把这三大标准理解为“达意、传神”。至于“雅”，我认为该雅则雅，该俗则俗。我认为，法国方面，包括作者和官方，应不时地对在华出版的法国作品做些了解，看看翻译的质量如何。很多研究外国汉学的中国人不懂外文，搞研究靠译本，因此，译本的质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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